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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会零距离 | 资本市场如何助力经济恢复?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杨成长:要从这三方面入手!
发表日期:2020-5-22 16:26:05 国际金融报

    “当前面临防控疫情、恢复经济增长双重任务。在稳定恢复经济增长中,资本市场可从加大对民营及中小微企业服务、进一步推动科创发展、帮助实体经济做好风险管理三方面,更好地发挥作用。”赴京前夕,全国政协委员、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在接受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专访时表示。

    在杨成长看来,注册制主要强调三个市场化:即企业自主选择上市的地点和时机、投资者自主定价、交易所拥有更大的制度自主权。

    谈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,杨成长认为,“当前西部发展的整体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,要素成本优势不再显著,此次强调的是如何形成更加市场化、国际化的体制机制,来推动西部营商环境、要素环境的优化。金融力量支持的重心,应在于推动或是形成金融服务、资本市场服务的市场环境。”

    谈经济恢复:资本市场服务需进一步下沉

    《国际金融报》:今年的两会,防控疫情、恢复经济增长,均是高频热词。资本市场在稳定恢复经济增长中,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?

    杨成长:当前防控疫情、恢复经济增长双重任务的情况下,资本市场在稳定恢复经济增长中,应更好地发挥作用,主要有如下几方面:

    第一,资本市场如何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服务。

    过去我们谈到资本市场,基本上比较关注两大交易所、股票上市交易、股指的变动等。A股上市公司数量也就3000多家,所以说资本市场过去主要表现就是比较高大上,囊括了一批好企业、大企业。

    相较而言,中小微企业就很难得到资本市场的服务。此次疫情中,恰恰是中小微企业受影响较大,更需要资本市场的服务。进一步下沉资本市场的服务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,我们不能把资本市场变成仅仅对大企业服务或者高端服务。

   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,多方主体力量结合起来才更加有效。关于普惠金融的系列措施,当前很多重点工作都在开展。中小微企业融资,需要地方政府、银行、证券公司的共同参与。其中,地方政府主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,银行提供资金支持,而证券公司主要是为企业提供一些制度性或资本制度相关的服务,进而使这些中小微企业通过规范制度、并购重组,能够获得发股或发债的条件。

    第二,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恢复,关键还是要推动进一步走科创发展道路。

    当前恢复经济增长,需要长短期政策结合。扩大财政支出、开展新基建、进一步扩大消费支持,这是一些短期措施;长期需要推动科创发展,挖掘市场潜力,推动高质量增长,依靠机制动力方式转型、服务企业科技创新来实现。

    近两年,资本市场有许多大的动作,包括科创板的推出、创业板注册制改革,以及新三板即将推出的精选层,中国专门形成了服务科创发展模式的资本市场体系。

    当前,资本市场从低到高,由几个层面构成:

    第一层是各种产业基金、风投基金、种子基金组成的基金性投资;

    其次是各地股交中心,类似上海股交中心也推出了科创板块;

    第三层是新三板,精选层中有很多企业具备科创性质;

    第四层是科创板、创业板。

    这样就形成一个贯穿场内场外、上市与非上市、全国与地方相互结合的完整科创经济及市场服务体系。

    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,拥有不同的功能,错位发展的同时,也需要打通科创性。新三板需重点解决转板问题,思考地方股交中心如何与新三板挂钩,这样就能进一步打通。

   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,便是在服务科创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服务体系当中。当前需重点解决对科创企业的定价评估问题,特别是相关能力的提高。

    创业型企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它的要素组成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,与过去不一样。资产形态中,要素占比较高,比如技术、数据、商业模式,人才研发团队,这就构成了企业的很重要的资产形态。对于这种资产形态,不像房地产、土地,有完备的市场,我们知道它值多少钱。科创型企业由于资产形态不一样,推动企业增长的主要是研发和创新,估值便很难有标准,或者标准不一样,会出现不少估值偏差,亦或是波动较大,这是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。

    只有把体系变得更加完备,我们的资本市场,才能够形成一个服务实体经济、推动实体经济继续走创新之路,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形成持久动力的作用。

    第三,如何帮助实体经济管理风险,实际上这也是今年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任务。

    受疫情影响,包括后疫情阶段,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,还是各类资产存货出现大量的波动问题。我们看到油价的波动、大宗商品的波动,另外产业链也出现了不稳,甚至有些出现转移的断裂。实际上,对于企业来说,它的经营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,以及不确定性问题。

    今年,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要功能之一,便是提供风险管理服务。

    当前的一段时期,我们都要加强证券市场、包括其他金融市场,对实体经济风险管理服务的作用,包括用好各类衍生工具、各式投资组合、各种风险对冲工具等。

    在当前疫情防控阶段,更要把帮助实体经济去解决经营环境的波动,作为一个重要任务。

 

    谈新基建:充分发挥作用需与传统基建结合

    《国际金融报》:对于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协同融合、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,您有何看法?

    杨成长:中国国内市场空间广阔,我们主要依靠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。

    聚焦国内市场,主要是两块:一块是投资市场,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市场;另一块就是消费市场。

    新消费市场确实非常重要。同时,在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中,关键需要看到所谓的新基建投资,它与传统的投资之间并不是完全分离的,实际上呈现出几个基本的特点:

    一是新基建主要是侧重于软件型投资。不像过去的投资,主要是铁路、市政工程、水利工程这些类型。新基建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数据,这样一些软的信息流方面,软件型投资。

    二是充分发挥新基建作用,需要和传统的软性基础设施投资、运营结合起来。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互联网,尤其是大数据的数据储存能力、运算能力、情景模拟能力,最后都要用到我们的试点管理、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的运行上。

    因此,新基建需要跟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结合起来,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。

    三是新型的基础设施投资,跟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不太一样的地方,在于不完全都是公益性,即可采取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方式来投资。譬如,我们修条高速公路,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政府来投资。

    现在信息类的基础设施投资,可采取和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完全不同的方式。政府更注重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,形成一种结合方式来投资。

    总体来说,基础设施投资新旧之间,很大程度上是扩展了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理念范围。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整治,对居民的民生类投资加大,也应属于新型建设的范围。

 

    谈注册制改革:主要强调三个市场化

    《国际金融报》:我国资本市场试行注册制改革,加速优胜劣汰,助力营造更开放、更健康的资本生态环境。对此,您有何看法?

    杨成长:个人认为,不能把它看作是创业板和科创板独特的改革。其实注册制改革,属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改革,表明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,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,而新的阶段就是更加市场化、国际化、规范化。

    更加与国际接轨、更加规范化,便愈发强调以法律的监管为核心。从改革总的特点来看,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,市场化改革强调的其实与政府的放管服改革方向是一致的,即放宽市场的入口。

    当然,放宽并不是降低标准,同时还要加大事中事后的监管,加大淘汰机制,甚至市场的选拔淘汰机制会更加突出,同时能够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来进行监管。

    因此,这里面强调的便是三个市场化:

    其一,理想的企业自主去选择上市的市场和时机。无论是选择科创板、创业板、新三板上市,还是选择适当的时机上市,这都是企业自己的决定。

    其二,投资者自主定价。过去我们强调按照固定市盈率发行,将来所有的市场或都会逐渐走向投资者自主评价。自主定价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,便是投资者要学会怎么定价,学会辨别信息披露的内容,也就是对信息披露的价值、内容等,需要投资者自己去更加全面、完整地把握。

    其三,我们的交易市场,比如上交所、深交所,需要拥有更大的制度自主权。

    科创板是以上交所为中心来组织的,创业板是以深交所为中心来组织的,都是以交易所为核心。怎么发行、怎么上市、怎么监管、怎么交易,包括基本市场运行层面的一些制度设计,交易市场之间均是自主去选择设计一些交易制度。这样的基础性制度,体现出整个资本市场改革的市场化。

    当然,选择交易制度,是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指导下,大框架在顶层施工。在这样一种顶层设计下,进一步扩大了证券交易市场的制度自主设计权、以及市场的组织权、组织能力。

 

    谈西部大开发:地方现有金融发展观念需调整

    《国际金融报》:我国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原因主要是什么?有何金融支持措施建议?

    杨成长:关于西部大开发,应该说经过前面10多年的努力,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,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进行新一轮的西部开发,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变化:

    一是整体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这就使得原来西部的发展条件环境也跟着发生变化。比如,过去我们比较看重的便是西部地区的土地、劳动力都比较便宜。

    强调西部大开发,便是强调要素成本比较低。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,我们可以看出来,西部要素成本也有很大的提升,所以说要素成本优势并不特别明显。同时,西部地区尽管土地幅员要广阔一些,但它有很多约束条件。中东西部发展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。

    二是结合东中西部的发展来看,包括东北这几年变化很大,令我们认识到,一个地方的发展,首先还是得落到地方的体制机制上。

    过去强调的是发展环境、发展要素的差异性,实际上,真正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是这个地方的体制机制。因此,这一次的西部大开发,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市场的体制机制作用。

    东北或者是西部各省这几年,也在持续致力优化营商环境,搭建创新平台,并在降低要素成本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但在产业和经济发展方面,这两年相对没有那么大的推力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搭台工作,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家去创新创业,让企业家唱主角,形成一个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。就这方面而言,西部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。

    这次西部大开发,我们会特别强调,如何形成更加市场化、国际化的体制机制,来推动西部营商环境、要素环境的优化,以及推动形成创新创业体制机制来解决发展问题。

    三是这次西部大开发,还特别强调生态价值。过去可能各个地区都在追求经济发展,追求产业的同步发展。东中西部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,主体功能是很不一样的,所以在西部地区,尤其是长江、黄河,都是我们国家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。正因为如此,在生态上的意义就更加突出,更加重要。

    当然,在西部大开发中,怎样更好地通过金融市场的作用,更好地推动发展十分关键。过去很多地方政府,想的便是如何去增加西部地区的上市企业,或者是怎样去吸引金融机构去注册。

    实际上,金融市场是一个完整的系统,并不是说一个地方的金融资本市场服务发展的好,就一定要机构去注册才行,还是要金融机构在那个地方开展资本市场业务,提高资本活跃度。

    部分地方政府打了许多吸引所谓新金融的口号,真正的金融机构没有吸引过去,反而出现一大堆冒牌的、不伦不类的所谓投资公司或财务公司,衍生了很多问题,带来许多负担和麻烦。

    因此,这种观念需要改变或调整,重心应在于推动或者是形成金融服务、资本市场服务的市场环境,而不在于说一定要吸引到多少企业去注册。(国际金融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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