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的成立对钢铁行业有何影响？

    

提要：在钢铁行业饱受铁矿石价格波动困扰之际，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，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着。对于中国数千家钢铁企业来说，这是值得关注的动向。

钢铁是现代化工业最为重要和应用最多的金属材料。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家，但仍有将近有85%的富铁矿产都依赖于外国的进口，而将近60%的铁矿进口都依赖于澳大利亚。

在钢铁行业饱受铁矿石价格波动困扰之际，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矿产资源集团）7月19日成立，注册资本200亿元，业务包括矿产资源（非煤矿山）开采、金属矿石销售等。该集团注册地为雄安新区，董事长为姚林，总经理由郭斌担任。五位高管分别来自中铝集团、中国宝武、五矿、鞍钢集团和国家发改委。

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加剧与自身的发展，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在世界原料资源市场上的影响力会举足轻重。

牵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议题

目前，中国国有资本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，确定聚焦战略安全、产业引领、国计民生、公共服务等四大功能，支持按照市场化原则，重组整合。战略安全排在第一位。而钢铁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生产国，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耗国，但多年来却在铁矿石资源进口方面受制于外国矿商，铁矿石对外依存度约八成。巴西的淡水河谷、澳大利亚的力拓以及必和必拓、FMG四家企业掌控全球约一半的铁矿石资源，形成了较为强势的买方主导的市场格局。

2020年下半年开始，在强需求与市场炒作的双重作用下，全球铁矿石价格连续大幅上涨，刷新历史高位，为中国钢铁产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。如何应对铁矿石价格异常上涨，维护整个产业链和市场的稳定，增强全球铁矿石市场话语权，也就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议题。

长期以来，我国进口铁矿石依存度高，超过80%以上，同时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国外铁矿石。如今，我们国家在铁矿石价格逼近历史纪录时又面对与澳大利亚的争端，国家投鼠忌器。一方面要保护钢铁企业原料安全，另一方面国内铁矿供应严重不足。尤其是近2年，进口铁矿石价格高企，不断突破历史新高。这一方面蚕食我国国内钢铁行业来之不易的供给侧改革的成果，另一方面，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，铁矿石也成为威胁我国战略资源安全的痛点。

目前，中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为36%左右，所以在采购的时候就不能体现出以量换价的效果。假如我们拥有美国83.4%的集中度，那么中国每年以近10亿吨的采购量，钢企所组成的采购联盟就拥有了近8亿吨的采购量，这让全球的任何一个铁矿公司都不敢小觑了，也势必会让这些铁矿石企业压低价格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所以国内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，组建采购联盟是必走之路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进一步明确：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，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规划管控，提升储备安全保障能力，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。我国“基石计划”提出，到2025年，将实现国内矿产量、废钢消耗量和海外权益分别达到3.7亿吨、3亿吨和2.2亿吨，分别较2020年增加1亿吨、0.7亿吨和1亿吨。

我国作为世界上钢铁产量最多的国家，理论上应该对进口原料有很强的话语权，不论是力拓还是必和必拓，他们增加的铁矿石产能主要目的地就是中国，也只有我们才能帮助他消化。但无奈的是，我们对这个话语权集中太慢，虽然国内经过多轮钢企整合，也已经呈现出了几大巨头，但话语权还是不够集中，这样在对外谈判和实际行动中无法形成一致。当资本市场与大宗商品被这些金融机构连接在一起之后，实际上国际大宗商品的买卖就沦为了金融市场获利的工具，就不仅仅是需求与供给相互满足的问题了。所以影响铁矿石价格的因素，除了买方和卖方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华尔街的资本市场。

中国进口铁矿石的62.1%都来自澳大利亚，21.4%来自巴西。而作为五眼联盟之一的澳大利亚，仅仅跟随着美国的政策听风就是雨，亦步亦趋。甚至有澳大利亚的议员扬言说澳大利亚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。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基建拉动，而基建的原材料钢铁是必不可少的，但是澳大利亚却控制着中国60%的铁矿石进口，如果澳大利亚启动铁矿石供应的这个末日选项，那么就会对中国造成致命性的打击，

在战略认知上，我们必须将铁矿石资源安全视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从战略高度抓住铁矿石供应链、产业链与创新链整合的窗口与机会，认知可能产生的风险与不确定性，科学部署，积极应对，共同维护我国乃至全球铁矿石资源供给稳定与安全。

显然，铁矿石资源保障问题早已经不是成本和市场的问题了。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组建，实是迫在眉睫之举。

中国买下全球64.9%的铁矿石，为什么还受制于澳大利亚？

2019年的时候全球铁矿石的需求量是16.52亿吨，而一个中国就买下了10.69亿吨，占全球需求量的64.9%。中国是大客户，跟卖方谈价格的时候自然就很有优势，是可以压价的。然而，中国却并没有多少定价权。

先看看巴西的穆通大铁矿石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，位于巴西和玻利维亚的交界处，面积有83万平方公里。单单是含铁量大于63%到66%的铁矿石，就有近800亿吨，而玻利维亚对于含铁量低于63%的石英岩，甚至都没有进行认真的评估。高品位的露天铁矿都开采不完，哪有时间关心63%以下的铁矿石呢？

再看看中国，中国的铁矿石资源分布相对也比较集中。但是在中国30%到50%的含铁石英石已经是属于是富矿了，而勘探出的铁矿大部分都基本处在18%到30%，中国的铁矿资源主要以贫矿和复合矿为主，单贫矿就占据我国储量总量的80%。并且还大都埋在地下较深的地方。人家是在地表露天开矿，对63%以下的铁矿石都没兴趣。而中国就要往地下深挖，找到50%以下的含铁石英岩就已经是烧高香了。反映到开采成本上，到了2018年三大矿企的开采成本在25美元左右，而中国的开采成本达到了70美元左右，足足是人家的将近3倍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，重复建设、无序的竞争，导致钢铁行业的利润率都非常的低，而钢铁的生产成本中铁矿石又占了近三成，所以钢铁企业对于铁矿石的采购价格是非常敏感的，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率，就必须采购更为便宜的铁矿石。那海外的铁矿石就是众多钢铁企业的首选，这也就造成了中国的铁矿石大部分都要从海外采购，而优质的铁矿企业又比较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巴西，所以中国采购铁矿石的主要卖家又以澳大利亚和巴西为主。

而在对铁矿石的定价权中，同样作为进口商的日本却有着比我们更高的议价权。在2004年以前，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，但随着中国基建狂魔的成长，对铁矿石的需求急速增长。日本虽然对铁矿石的需求在稳步下降，但深知这门生意有多暴利。于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投资，参股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矿山。在澳大利亚24个铁矿中，日本就战略投资了8家，并在另外的16家中持有股份。

日本在经济腾飞的60、70年代就开始涉足澳大利亚的铁矿投资，比如三井物产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铁矿投资生意，甚至在2003年的时候收购了巴西淡水河谷母公司15%的股份，自己既是生产者又是购买者，自然也就拥有更多的定价权。

反观中国，虽然布局了很多海外铁矿，起步比较晚，而且早期出海的也大多都是国企，但是购买到的多数铁矿质量一般而缺乏价格竞争力，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，中国企业在海外矿业领域的并购失败率很高。

中矿资源集团成立后的三大任务
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以及全球化重构困境的突显，国际铁矿石供需两侧不确定性增加，高矿价困境越趋严峻。以增强供应链、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为核心，通过战略调整与综合施策来提升供给韧性，逐步建立破解高矿价困境的长效机制，是维护我国乃至全球铁矿石资源安全，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所急迫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。

新成立的中矿资源集团公司的5位领导班子成员，来自四家央企，以及主管部门。这一模式，类似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（整合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管网资源）、中国铁塔公司（整合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的基站资源），打通壁垒，打破割据，打造统一平台。

围绕主业，打造平台，是中国当前经济布局与战略重组的主要形式。目前，央企专业化整合在中矿资源集团这一最大平台成立以后，将在检验检测、医疗健康、装备制造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云计算、钢铁、物流等重点领域和战略性、前瞻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竞争能力强、资源配置优的一流企业进行。

新成立的中矿资源集团公司，可以期待在三方面展开工作。

首先是避免各家钢企各自为政，提高铁矿石采购上的就是议价谈判话语权。此前国内钢厂集中度较低、采购分散，导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各家企业为了自身生产所需，变相推高国内铁矿市场的竞争势头；之前各家钢厂的铁矿石采购基本上是分散的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可能会造成国内铁矿石企业自身竞争的加剧。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需求国，但是在全国各地分散着数千家的大中小型钢铁企业，极度的分散，这就造成了大家在购买铁矿石的时候，单个企业的购买数量不多，那就意味着单价高昂。虽然大型钢企联合起来进行抱团组成联盟，与三大矿石企业进行价格谈判，但是这些大型钢企聚集起来的时候，集中度却并不高。

中矿资源集团的成立，可能会实现资源的集中分配，降低国内企业在铁矿石采购上的内部竞争。该公司将整合宝武钢铁、鞍钢、五矿、中铝等几家特大型冶金央企的铁矿采购及海外铁矿资产，打造铁矿石需求平台，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铁矿市场的议价能力，降低内耗。

其次，提高铁矿石开采的集中度。通过增强国内循环的确定性来应对外循环的不确定性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实现供应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精准对接，加大创新力度，提升资源二次利用水平与资源效率。与此同时，建立国家铁矿石数据中心，完善铁矿石资源储备机制，创新金融衍生工具，有效应对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。在企业层面，强化成本控制力，国内钢铁企业要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益，有效控制产能释放，适当调整生产节奏，如在利润低位和亏损情况下要适度减产，或者提高产品附加值，以减少单位产品的铁矿石使用量。适当增加铁矿石库存，有效应对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，缓解国外因为贸易关系恶化所导致的铁矿石供需矛盾问题，

再次，对富铁矿基地山东的禹城矿区的开采。禹城发现了储量超过3500万吨的罕见高品位富铁矿。根据专家勘测和预估结果，未来产量还将突破5千万吨，这也意味着我国对于铁矿资源的话语权不再受制于澳方。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我国无富铁矿的历史。根据禹城富铁矿的地质矿产特点，未来将有望在山东建成我国的大型富铁矿勘探开发基地。

虽然在目之所及的几年中，澳大利亚仍将是我们采购铁矿石的第一来源国。我们的目标不是不去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，而是让中国的铁矿石来源放在多个篮子里，这样才会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。（企业家日报 作者：李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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