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0家农商行完成改制 3家江苏行欲创A股历史

    本报记者闫沁波黄杰重庆、深圳报道

    A股至今没有上市农商行的局面，有望改变。

    2015年12月31日，上海农商行党委书记冀光恒表示，上海农商行正在制定上市计划，并将在2016年上半年明确上市时间表。

    证监会资料显示，截至2015年12月24日，江苏常熟农商银行、江阴农商银行、无锡农村商业银行的IPO状态已经由此前的已反馈变更为预披露更新，意味三家农商行有望进入初审状态。

    A股无一家农商行

    农商银行发展联盟数据显示，截至2015年9月，全国共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3614家，其中县级以上法人机构2313家，村镇银行1239家。

    进入2013年，各地纷纷掀起农信社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浪潮。2013年末，农村商业银行的总数为468家；而截至2015年10月末，共改制农商行838家，占全国2313家法人机构的36.23%，虽然数量急剧增长，但改制规模仍不到一半。

    这也就形成了我国农村金融的独特模式：以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为代表的省级农商行，以及各地的省级信用联社加市、县级农商行(农信社)。

    “监管层希望把县域经济的资金留在县域内使用，更好扶植区域实体经济发展。”华中某银监局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
    “农商行的优势，正是在于其网点下沉，遍布农村地区，对于基础情况的掌握是城商行难以比拟的。”西部某农商行相关人士这样表述。

    在此背景下，全国除了四大直辖市、宁夏之外，没有出现省(区、市)级农商行。

    “一定程度上，这使得农商行规模难以做大，制约了农商行上市”，一位商业银行高管表示。

    至2015年10月末，全国共有134家城商行，资产总额21.45万亿元，平均资产规模1600.75亿，同期农商行平均规模仅175.41亿。

    尽管全国已有800余家农商行，但在A股上市的至今没有一家。截至目前，禹城农商行、黄河农商行和长春农商行计划在新三板挂牌。而来自江苏的5家农商行正计划登陆A股。

    与多家城商行相继过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2010年12月于H股上市后，整整5年时间再无农商行完成上市。

    2003年，国务院下发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，推进各地的农村信用社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股份制、股份合作制等新的产权模式。

    不过，“当年的试点地区还不包括重庆，最后在市委市政府争取下，(重庆农信社)才挤进试点名单，当时情况很不好，不改革不行”，接近重庆农商行的人士表示。

    重庆市2004年将原729个基层农信社、39个区县(自治县、市)联合社合并为39个法人，向县级统一法人转变；随后，整体改制组建全市统一法人农商行。2008年成立重庆农商行。2010年定增募集80亿元解决不良问题；2010年底完成H股上市。2010年末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2855亿。

    上市后，截至2015年6月末，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达6727亿，5年内增长近2.4倍，不良率从曾接近60%下降至2015年中期的1%以内。

    3家农商行进入预披露更新状态

    在IPO排队名单当中，有5家农商行在列，且均来自江苏。

    江苏常熟农商银行、江阴农商银行和无锡农商行3家农商行的IPO状态已于去年12月24日更新为预披露更新，张家港农商行状态维持已反馈，此前中止IPO的吴江农商银行重新回归已反馈状态。按照IPO审核工作流程，在预披露更新后，IPO企业将进入初审会，然后是发审会。

    曾多年来调研江苏省内农商行、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闫海峰教授表示，江苏拟上市农商行数量众多，与江苏地方经济发展较好有关。

    2001年，人民银行下发《关于在江苏省试点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批复》，选择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省常熟市、张家港市、江阴市率先进行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试点，分别改制设立为3家农商行。

    “资产规模有限，资产质量不稳定”。在分析为何长期以来难有农商行上市时，闫海峰如是表示。

    财务数据显示，截至2014年末，规模2000亿元以上的农商行数量仅8家，上述多家排队农商行均未迈过2000亿元规模门槛。其中，截至2015年6月末，江阴农商行总资产830亿元，常熟农商行总资产1047亿元，无锡农商行总资产1056亿元。

    与上市城商行相比，差距较大，刚刚通过发审会的贵阳银行资产规模也超过1600亿元。

    但是，农商行确实为“支农”、“支小”主力。

    数据显示，江阴农商行三农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的99.46%。常熟农商行涉农贷款占比89.64%。与此同时，江阴农商行不良率1.96%；常熟农商行不良率1.19%；无锡农商行不良率1.05%。

    “农商行在支农、支小业务上投入较大，在经济下行阶段，资产质量受到影响，也影响了农商行群体的上市”。闫海峰这样说到。

    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，在2015年7月多部委联合下发的《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》中提出，根据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风险、成本和核销等具体情况，对不良贷款率实行差异化考核，适当提高对银行业金融机构“三农”和县域涉农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。

    而该方案在文件中明确表示，要在成都试点推广基础上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。

    “正是因为支农、支小力度大，农商行近期形成的不良偏高，农商行面临资产质量考验，补充资本意愿更加迫切。”某中部农商行董事长如此表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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